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之所以能以青春系于國運、系于蒼生，首先是由其革命性和思想性決定的。想要塑造好領袖形象，就必須在領袖人物精神偉力的彰顯上下功夫。縱觀近年重大革命歷史題材創作，以毛澤東、周恩來等為第一主人公的影視作品數量多，影響大，被期望值往往也很高。這些作品基本上能夠以人載史，即通過展現領袖人物的生平、功績、工作及生活經歷，承擔起記錄正史、傳承信史的職責使命，但真正做到藝術化呈現領袖成長的心路歷程、偉大思想的孕育進程的還為數不多。

       通過展現毛澤東思想的形成和發展脈絡來詮釋歷史和人民為什么選擇了黨，是《問蒼茫》的突出特色。相較全景式勾勒偉人一生的劇作，該劇僅將鏡頭投注于1921年至1927年，由此青年毛澤東的成長弧線被拉長放緩，創作者有條件在更為廣闊的敘事空間中描摹其潛移默化的思想變革和精神進階。劇中，毛澤東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始終步履不停，不僅輾轉上海、長沙、廣州、武漢、南昌等地，積極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發展組織、改造勞工會，繼而領導工人大罷工、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還在實踐中不斷求索并檢驗革命的性質和前途、資產階級和農民、無產階級領導權、武裝斗爭等基本問題。

       正是有了“思想史”做支撐，某種意義上才為當代青年提供了一種具有借鑒意義的人生坐標，也使其立足當下而產生新的思想通聯：憑借遠大理想追求、科學理論引領、自我革命精神，黨作為中國式現代化宏偉事業的領導核心，以“兩個結合”為內在機理，是歷史的結論，也是人民的期盼、時代的重托。

        領袖并非生而偉大，革命史中的領袖首先是從平凡人成長而來的。毛澤東是政治偉人、思想巨人，也是生活里的凡人。倘若脫離了家庭和親人、脫離了社會生活和人民群眾，如此塑造出的偉人形象便注定是蒼白無力且難以打動人心的。《問蒼茫》在開掘歷史維度之余，不忘從藝術細節的皺褶中切片式地觀照偉人豐盈的情感世界。

       比如，毛家家宴上，當所有人準備動筷子開飯時，毛澤東卻說“還是再等等”，等待的正是從小被賣做童養媳、又被他解除不合理婚約后接回家的小妹毛澤建；在得知自己即將為人父時，與妻子憧憬一起看著孩子長大、結婚生子、再看著孩子的孩子長大；在飯桌上與革命同志商討一些重大決策時，總會將一罐愛不釋手的辣椒罐子拿出來和大家分享。這些“圓形化”偉人近于凡人的日常細節，不僅為“大人物”平添了“普通人”的情感厚度和生活溫度，也讓人們切實感受到，在戰爭年代里偉人真摯的情感與對美好生活的熱望。

       雖然人性化書寫在近年重大革命歷史題材劇中被廣泛借鑒，尤其是運用到領袖形象的創造中，但偉人必有其超拔于一般的崇高理想品格。將普通的人倫情感納入革命史中去考量，凸顯革命情懷超越日常倫理的價值和意義，是重大革命歷史題材創作的應有之義，也是一部優質劇作最能提升審美深度、體現思想高度之處。

       在《問蒼茫》中，青年毛澤東的出場就是在剛剛下過暴雨的湘江里游泳，連打魚多年的漁夫都覺得江水湍急危險，他卻道，“就像打魚一樣，好打的地方，無魚；好游的地方，無趣”，只此一句便點出了其“敢叫日月換新天”的豪邁氣魄。在離開安源之際，礦井工人看快下雨了，送給毛澤東一把油紙傘，毛澤東推辭道，“你們更需要它遮風擋雨”，而工人卻說，“毛先生，你走的路，長”。這些看似閑筆，實則用心經營和著墨鋪陳的故事情節，均通過適度地拿捏人性美與崇高美之間的分寸，讓該劇呈現出一種更深層次的詩性品格。

       寫好領袖人物，也不能忽視其所處的集體。這個集體是由整整一代杰出的共產黨人共同組成的，人物眾多、功勛卓著。《問蒼茫》中有名有姓的真實人物原型就多達數百人，如何恰如其分、客觀公允地體現每一位革命者的歷史貢獻和性格特征，又避免因人物眾多所帶來的臉譜化、雷同化等弊病，讓廣大觀眾能夠在有限的篇幅中認同并銘記這些歷史人物，考驗著創作者的藝術功力。

       該劇一方面努力在性格、妝造、語言表達、行為動作甚至面部微表情上，深耕每個人物可識別的“唯一性”，如陳獨秀的“火氣與骨氣并蓄”、李大釗的“憂國憂民與沉穩堅毅”、楊開慧的“是愛人，也是真同志”、瞿秋白的“溫和、浪漫、謙遜”等；另一方面，既不著墨過多，也不平均用力，而是注重擷取每一位革命者的“高光時刻”，由散點透視來連綴成線、輻射及面，井然有序地構筑起一幅綿延厚重的精神譜系。

       初心如磐，使命在肩。在波瀾壯闊的革命洪流中，何謂“大寫的人”？《問蒼茫》憑借對宏大題材的把握力、對領袖人物的刻畫力、對精神氣象的呈現力，給出了答案，不失為重大革命歷史題材創作的新收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