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播前，文匯報記者獨家專訪名導閻建鋼，跟著他復盤拍攝過程，聊他的創作思辨。連線中，閻建鋼以“一個勤勉的、有點閱歷的、自身生命節奏與高加林同步的導演”自況。前兩點特質使得他在《人生》被再一次影視化時站在了“追求一部升級版人生故事”的起點，而“自身生命節奏與高加林同步的導演”興許才是更深層次的創作底氣。

閻建鋼說，40多年前，作家路遙以對文學超乎尋常的虔敬創作了《人生》，用他個人在平凡世界中的體悟與熱望書寫了土地與奮斗，為那個混沌又昂揚的時代和身在彼時的悸動青春帶去啟示、鼓舞，“無可避免地，那一代甚至前后幾代人都被小說《人生》所影響、所撼動，包括當時正在上大學的我以及劇組里的許多成員，我們有著與路遙、高加林相同或類似的心理和情感結構”。由此，電視劇《人生之路》的創作過程，更像是一群與路遙惺惺相惜的人在經歷了比作家更為漫長的生命體驗后回望他們那一代的青春，并在其中交付自己更具時間縱深的自我體認。

“我有興趣、也有責任把我們這代人當時的青春狀態、青春感悟拍出來。若新的《人生之路》能和今天的年輕人對話，就像我們當年產生的共鳴那樣，我覺得就是一件挺有意義的事。”閻建鋼說。

情感與情懷：青春、挫折、奮斗的命題永不過時

為什么再拍？尤其是與原著首發的1982年相隔40年的今天，尤其在同名電影等早已成經典之后？類似問題，從《人生之路》立項之初就是主創反復自問、也是外界持續關注的焦點。

閻建鋼從情感與情懷的不同層面給出答案：“小說《人生》對于我有著特殊的情感、情懷，情感是個人的，情懷屬于一代人和一個時代。”個體的情感與時代的情懷交融，驅動著創作者們開啟《人生之路》。更重要的，在重讀、重解原著小說時，閻建鋼發現，無論小說甫一面世即引發的社會大討論抑或今天的再次品讀，幾乎所有的題眼都離不開青春，“歲月不居，但無論哪個年代，青春、挫折、奮斗的命題永不過時，這三個詞對任何代際的人都不會過時——誰不曾年輕過，誰不曾在青春道路上與挫折不期而遇，遭遇挫折后，作何選擇、如何奮斗以改變命運，又是一道能超越時間的人生課題”。

“如果說當年高加林的故事之所以影響中國，源自作家極其真實、誠實地直面了青春課題，深受他小說影響的那代人有許多而今已成了國家棟梁，這些人的血液里都有路遙《人生》的文化基因；那么40年后我們再度求解人生之路，則因為對青春話題的探討是個永恒熱點，每個人的青春或多或少決定著一個民族、國家的明天，我們需要與今天的年輕人建立起新的關于青春、挫折、奮斗的共鳴。”閻建鋼如是說。在他眼里，很多人遇到挫折后難免怨天尤人，高加林的可貴之處，是他能在抱怨、消沉之后努力改變現狀，“他身上的堅韌和不屈，我覺得可能是‘奮斗’的內核，也是我們希望通過電視劇的觀照，讓今天的年輕人從高加林身上讀解到的能量，從而為自己注入不斷奮斗前行的活力”。

事實上，電視劇創作者的觀點與作家當年的創作何其相似。1981年夏天，作家翻滾于心中兩年的故事在21個晝夜里一氣呵成。小說的最后是開放性的，路遙甚至還在二十三章注明了“并非結局”的字樣，《人生》的續集也成了幾代人心頭的意難平。高加林未完待續的人生篇章躍動著路遙對他身處年代的切膚體驗和深刻理解，這種體驗既是私人性的，也是時代性的。

“所以我們試圖補齊作家當年尚不及表達的內涵，在講故事的方式上，首先做了結構性調整，希望與時代建立關聯，距離今天的觀眾更近一些。”閻建鋼表示，嚴格意義上講，《人生之路》部分取材自小說《人生》，新劇為高加林的人生延展出了前言和后續。原著的故事線始于高加林失去了民辦教師的工作而回到土地，收束于他離開鄉土后經歷一番輾轉、失去后的二次回歸。“小說的最后，遭遇了最大一次人生挫折后，高加林消沉地回到村里，作家給讀者留下個問號：才23歲的高加林還會往何處去，他究竟如何延續自己的人生？我們從高加林的高中時光拍到新時代初，想通過故事時空的擴容，來拓展對‘人生’這個大詞的認知。”閻建鋼說，他希望觀眾從《人生之路》中看到高加林的命運，得到對自己人生之路的一種反思——這話，冥冥之中似在回應路遙當年的叩問。1981年夏天，高加林的故事在路遙筆下誕生，作家曾為其暫定名《你得到了什么》。

續寫與升級：于文學的當代性中讀解世界觀的升維

為什么是上海？

電視劇《人生之路》不僅在更長的時間軸上續寫，劇本還拓展高加林的奮斗空間，抒寫了陜北青年在人生谷底重新抖擻精神、經自身奮斗走進上海的旅程。閻建鋼以同代人視角揣度高加林的內心：“他從青春時代就有個志向，要去上海。為什么一定是上海？因為當年就在上海的石庫門，13位年輕人通過奮斗建立嶄新政黨，從此改變中國。上海是許多有志者都向往過的地方之一。”而跳出劇本，導演從廣闊現實中判斷：“上世紀80年代初，改革開放剛剛起風的中國，最接近現代化文明、開風氣之先的城市里有上海，八方來風、最具活力的城市里也有上海；上海更是中國現代出版業的啟航地和當代發展重鎮，許多文學刊物坐標上海，幾代文學青年心向往之。”

歷史的底蘊與現實的蓬勃同時召喚著高加林，上海，成了他眺望的遠方，也成了《人生之路》的合理選項。閻建鋼“劇透”，新劇里高加林第一部重要作品的發表和獲獎就在上海，一如歷史的進程中，1982年，小說《人生》在《收獲》雜志首發，路遙的成名作從上海走向中國。

采訪中，導演闡述始終貫穿著“變與不變”，那是忠于“文學當代性”的思辨。從《人生》面世的1982年到《人生之路》開機的2022年，青春、挫折、奮斗的人生復調是不變的，也是電視劇對原著的遵循；而人們的世界觀、審美體驗、社會情緒無可避免地隨時代轉移了，是需要電視劇創作者在時代語境中力求升維的。導演這樣定義他們的創作追求：“我們要做一部升級版人生故事。”升級，不止于技術層面用最好的設備、加強版的拍攝手段等，而是在世界觀和價值觀層面讓時代中人們的新知顯影。他打比方，“上世紀80年代的高加林們不會知曉平行宇宙理論，但2023年，世界科技抵達新高度，人們對世界和人生的認知會有所更迭”。

比如審美的層面，“那會兒的巧珍燙個腦袋可能就被視作特立獨行，置于現在稀松平常”。比如社會情緒上，作家寫就的《人生》，是基于他對彼時中國農村青年想要打破土地關系、進入現代社會強烈渴望的體察；小說里第一幕與最終章都有眼淚，折射著路遙對他所處年代穴位的不回避、不退讓。40年滄海桑田，在作家沒預見的2023年，閻建鋼希望在影像表達中更多地張揚人物身上的生命力，“當我們回望1980年代，當時年輕人身上最可貴的就是充滿著活力、生命的張力、對未來雖不清晰但足夠蓬勃的想象”。為此，新劇開篇沒像小說一樣在烏云密布的壞天氣里讓郁郁寡歡的陜北青年登場。閻建鋼特別設計的開場里，高加林和高雙星騎著“二八大杠”一路飛馳，從高家溝到縣城，20多里山路起起伏伏，混剪的畫面里經過晝夜輪回、山川流轉，年輕人迎著朝陽出發，又在夕陽下的蒼茫壯闊里歸來，“節奏極快，沖力極強，車都快騎散架了，但毫不影響他們釋放無盡的生命能量，那段開場很酷也很燃”。

再看愛情觀。1981年寫作的路遙無疑是清醒的現實主義者。他在寫到高加林與劉巧珍、黃亞萍的兩段情感經歷時，將人物的個體抉擇嵌入社會性背景即城鄉差異帶來的種種矛盾。小說初面世，對高加林愛情觀的是非評判，讀者展開了激烈交鋒。閻建鋼認為，更為開放包容的今天，在不背離法律和道德的前提下，年輕人的情感波折或轉移并不構成所謂“污點”，很多時候，情感的變遷是伴隨著生命體驗的改變而發生。導演還曾與演員交換過看法，陳曉答復，“我可以理解，當一個年輕人遇到人生災難、生命失衡后，會尋求平衡的手段，感情可能是其中一個抓手”。

《人生之路》即將展現的高加林，“他會權衡我這一生去往何處，將度過怎樣的人生，要追求的最高價值會是什么——生命中經過的一切都可能促成新的選擇，這是根據他的最高價值觀來調整的”。閻建鋼說，對于高加林，他面對人生課題做出的步步調整都具有當時當刻的合理性；對今天的觀眾，當大家帶著更豐盛的閱歷觀察高加林的青春世界，城市與農村、理想與現實，都可能突破純粹的二元對立關系。這樣的故事發生在陜北，它所涉內核又可以覆蓋整個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的土地，無遠弗屆。

拍攝與表演：建立“真實”二字是創作的最大自信

為什么是這些演員？《人生之路》臺前幕后的人能否成就這代觀眾認可的高加林們？拉直前一個問號，閻建鋼說“外形合適、演技過硬缺一不可”；后半部分的疑問，很大程度可以交付“真實”。

在成為高加林之前，陳曉的作品序列里囊括古裝、諜戰、革命、醫療、都市情感、當代軍旅等豐富類型，但偏還沒有一個與《人生》的歲月并行的角色。導演不以為然：“以往的角色只作個外圍參照，以佐證他對不同境遇中角色氣質的塑造能力。我的習慣必須和演員面對面做一次交流，在同一氣場中互相感知。我始終相信，所謂‘挑演員’并非單向的，演員是否足夠信任導演，也是合作的前提。”

閻建鋼與演員有次長談，“陳曉是做了充分準備來的。他看過小說，看過劇本，表現出強烈的創作欲望”。交談中，雙方聊對路遙小說的認知，聊兩人不同的創作經歷，甚至還聊家庭……凡此種種讓演員在年齡、外形背后屬于“人”的氣場與角色所需漸漸重疊，也讓導與演之間的雙向信任開始建立，合作便是一拍即合的事。“陳曉的內心很豐富，看似少年老成偏內向，實則富于極大極強的激情。高加林亦如此，正是這些特質構筑了人物堅韌的性格底色，讓他在承受磨難時能有重整出發的勇氣。”閻建鋼說，“陳曉是個感悟力很強的演員，他在高加林身上找到相似的個性切入點，就會調動生命感受移植到角色身上。”更遑論，演員還留下一句對現實主義的告白，“我希望能用一部厚重的現實主義作品完成創作累積，希望以此作為獻給自己的生日禮物”。后來，陳曉的35歲生日就是在《人生之路》劇組度過的，一名演員就此將人生的重要里程、職業規劃牽系于一次現實主義創作。

李沁也是導演口中“完全信任”的演員。對受到路遙偏愛、如金子般珍貴的劉巧珍，閻建鋼如此勾勒角色：“按今天的話說，她應該是當年陜北山村里的‘大眾女神’，美貌不必驚世駭俗，但足夠樸實漂亮干凈，尤其身上能散發出張揚的活力。這樣的女性不在乎任何生命難題，有能力在高加林最痛最難時支撐他、激勵他。”外貌氣質與演技的硬條件相加，李沁就是劉巧珍的不二人選。循著相似理念，會跳舞的張嘉倪成為黃亞萍的優選，林永健、劉威、李光復等戲骨級演員依次成就高明樓、劉立本、德順爺三位在高加林人生中扮演不同角色的陜北老漢；周野芒、郭曉婷等上海籍實力派，為續寫的上海故事線平添可信度。

《人生之路》與觀眾見面的日子，年代劇儼然新晉的熒屏“流量擔當”。而硬幣的另一面，觀眾為40多年前父兄一輩的生活癡迷同時，也對劇中漸近的日子越多挑剔。閻建鋼覺得，這關乎大家對真實性要求的不斷增長，“距離今天越遠，假定性的生活越容易被接受；而越是切近今天、與時代同步，一丁點不真實，就會被觀眾勘破”。導演說，小說《人生》是路遙直面真實生活的一次創作，40年后，“《人生之路》對真實的要求也可稱‘苛刻’”。

“我有幸得到了一支千錘百煉的隊伍共同抵達真實。”參與過北京奧運會造型設計的陳敏正為演員還原了上世紀80年代人物的造型體系；手握金鷹等重要獎項的美術指導劉勇奇實景再造了路遙所處的陜北風貌，清澗縣、馬店小學、高家溝的家家戶戶，小到茶杯、農具，大到風雨痕跡、各家院落不同的窯洞數量，都在逼近40年前的景觀；攝影團隊在路遙故鄉深扎，拍到極其壯闊的黃河，也拍了旁人鏡頭未及的奇絕之景。

劇本、服化道、表演都在各自維度塑造真實，一旦邏輯真實、歷史真實、藝術真實一同奏效，觀眾自會動容——閻建鋼說，創作者的最大自信莫過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