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朝偉和郭富城主演的《風再起時》，拍攝于2017年，差不多同一時候，導演王晶在拍攝類似題材的《追龍》，主演是劉德華和甄子丹。

王晶是精于用“娛樂亂燉”賺錢的老江湖，出人意料地認真拍出一部回望香港歷史和香港電影歷史的正劇，《追龍》在2018年公映，票房5.77億元，是王晶“老來正名”叫座又叫好的作品。此后數年，王晶故技重施，恨不能薅盡《追龍》IP的羊毛，接二連三地拍續集和衍生劇，翻來覆去炒“港英末期華人偵探”“警匪勾搭”“廉政公署”相關的冷飯，難免讓觀眾對這段香港往事感到疲勞。

《風再起時》則蟄伏六年，片長從最初的6小時一再剪到影院版2小時20分鐘，最終，姍姍來遲的公映成冷映，上映一周，票房不到5000萬元。在某種意義上，《風再起時》確實是導演翁子光寫給香港歷史和香港電影歷史的情書，“情書”注定私密，不能在大眾娛樂的當下的電影市場引發回響，也算正常。

“風再起”，這是一個既浪漫也虛無的意象。至于“追龍”，在香港文化的語境中，意為幻象的追隨者。“追龍”或“風再起”，都是無法把握的虛幻之物。與1970年代香港轉型有關的敘事，既可大而化之事關宏觀層面香港的身份認同，也派生了太多市井江湖的傳奇，以至于“梟雄片”成為香港電影里一支奇葩的類型片?！蹲俘垺泛汀讹L再起時》走過不同的路徑，奔著相似的目標，試圖打開“地方敘事”的格局，在鄉愁感懷的江湖恩怨之外，思考特定歷史時期下的畸形宗族社會形態怎樣轉身進入現代的進程。但它們也都沒能真正扛起這樣的使命，前者老氣橫秋，耽于年邁的怨艾，后者少年意氣，沉迷于文藝腔的意亂情迷。拋開商業因素，兩部影片都是不夠成功的，它們在不同的方向功虧一簣。時間過去了半個世紀，只能局限于香港地方戲的“梟雄往事”，是要講到盡頭了。

在港英政府的末期，華人高級警探怎樣以灰色身份斡旋于英國政客和本地社團之間，幫派的發跡如何混雜著民族意識的興起，這些不僅是書寫香港歷史無法回避的段落，也構成了香港電影史中極為重要的篇章。所以，《風再起時》是對特定香港往事的鉤沉，也是對一段香港電影往事的追憶。

1980年代末，香港電影迎來真正旺盛的制作期，也就是在這個時期，作為“超級英雄片”亞種的“梟雄片”發達起來。梟雄片一頭接續功夫片的傳統，俠以武犯禁，另一頭拓開英雄敘事的邊界，有瑕疵的“反英雄”成為主角。正是在這樣的語境里，逆襲的小警察和講義氣的大哥這兩種形象在消費主義的電影市場里，成為各色各樣“庶民欲望”的投射。

受賄的警察和做黃賭毒生意的大哥，按照當下的創作倫理，是要被嚴厲批判的社會題材。但是在1990年代的市民娛樂環境中，一無所有者的貪嗔癡念，激起了多數人的共鳴。1991年，經廉政公署十多年的努力，香港警界已經建立起清廉、專業的正面形象，這一年，昔日黑幫大哥吳錫豪因肝癌假釋，以他為原型改編的電影《跛豪》上映，僅在香港一地票房超過3800萬元。呂良偉扮演跛豪，表演風格模仿1930年代美國黑色電影里的黑幫分子，尤其近似霍華德·霍克斯電影里的保羅·穆尼。跛豪的缺陷如此明顯，他是帶著些原始獸性在身上的惡人，貪婪、浮夸、癲狂，即便是這樣，觀眾對他產生了復雜的認同：一個一無所有的移民，一個毫無機會的底層爛仔，靠純粹的膽量踐行殺人放火金腰帶的翻身。

《五億探長雷洛傳》緊隨《跛豪》上映。雷洛的原型呂樂，就是吳錫豪的好兄弟和保護傘。片名簡單直接，點出腐敗警長貪污數量之巨。正在成為“天王”的劉德華出演了雷洛，電影沒有回避雷洛不可避免的道德墮落，但劉德華的外形平衡甚至遮掩了這個人物黑暗的一面，觀眾選擇看到的是一個被打壓的華人青年為了對抗港英政府的種族歧視和顯見不公的秩序，團結了底層的同胞，在黑幫情義和宗族血緣的基礎上，建立了一整套類似家族企業的管理系統，也借此實現他個人的階層躍遷。

雷洛和跛豪的形象，是香港電影對歷史的解構和重寫。梟雄們的故事，把港英政府末期底層華人的困境娛樂化，也把超越法度的欲望正當化了，尤其是“民族自尊”和“江湖道義”，遮蔽或者淡化了劇中人欲望底色的黑暗。因為種族的區隔而無法享有“法治”的地方，“家法”被合理化，家法庇護下的欲望實現也被合理化。這奠定了那個時代香港電影商業成功的基礎：歌頌欲望以及欲望實現的過程，滾滾紅塵的通俗劇不考慮道德層面的救贖和提升。

在《追龍》之前，王晶導演的《O記三合會檔案》和《金錢帝國》，是徹底瓦解社會背景的癲狂喜劇。這體現了王晶老奸巨猾的大徹大悟，他非常清醒地看透了與“梟雄”有關的故事，它們的生命力在于粗俗和放肆，一旦要嚴肅地探討個中“風云人物”的心理邏輯，將和市場倫理分道揚鑣。到了《追龍》，王晶有了一點認真的心思，但不多，他試著在“雷洛－跛豪”這組人物關系中辨認歷史運作的底色，卻只是在片尾匆匆帶過，面上津津樂道的仍是通俗熱鬧的江湖恩怨。

相比之下，《風再起時》在不加節制的少年浪漫的情懷之外，確實存著些莊重的反思。導演借力于梁朝偉的表演，濃墨重彩地凸顯了“南江”的形象，他既是同流合污的警長，也是自我邊緣化的觀察者。借由南江的視角，《風再起時》正面呈現了特定年代里，宗族式運行的“警匪一家”不僅沒有拯救被港英政府拋棄的華人，反而成為了另一種特權群體，與他們號稱要對抗的英人沆瀣一氣。在九龍城寨的陋室里南江質問磊樂：你聲稱的“自治”和“公正”，何以讓這么多人仍然卑賤地活著？南江和磊樂之間的裂痕，也是導演翁子光始終無法處理的整部影片內在的分裂：一方面，他要拍風云人物隕落的時代挽歌，而另一方面，風云人物們的價值觀及其實現過程是錯的，是注定要被壓制的。許冠文扮演的廉政公署官員慷慨陳詞，他斥責英國官僚的懶政縱容了腐敗，縱容暴力和宗族結合的怪胎，殖民統治終將翻篇，生于斯長于斯的香港人要帶著什么樣的精神遺產走下去呢？這番言說如一襲華麗的袍，而整部影片并不是與之匹配的一具肉身——梟雄逆襲或癲狂喜劇，種種為爭議角色開脫的敘事行將被顛覆，真正有當代感的視角似乎尚未被找到。

現實中的香港經歷了1970年代的轉型，進入1980年代的經濟騰飛。香港電影里的1970往事，要從江湖恩怨的通俗敘事轉向文藝正典，還是未完成的使命。

來源：文匯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