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以來，短視頻領域版權爭議一直未曾止歇，從“二次創作類”短視頻是否構成侵權，到“通知—刪除”規則應該如何適用，進而延伸到短視頻平臺是否具有事前過濾審查義務等，各方爭議不斷。 

　　12月10日，中國政法大學互聯網治理研究中心、中國政法大學知識產權創新與競爭研究中心主辦的“短視頻版權爭議的化解路徑”學術研討會上，多位專家學者也就相關問題開展了深入探討。 

　　與會專家學者認為，短視頻版權爭議，不僅在于視頻侵權現象本身，還在于如何建立一個有效、合理的規則保障行業良性發展，如果過度依賴技術或者給短視頻平臺設置過高的“過濾”責任，反而會損害廣大用戶的合法權益。基于此，一個可行的辦法是，短視頻平臺、權利人等主體能在政府相關部門、行業協會等的推動下，建立一個多方主體聯合授權的機制，既推動短視頻行業發展，又維護各方利益。 

　　短視頻侵權認定存在復雜性 

　　事實上，短視頻版權領域存在諸多爭議，甚至引發了廣泛討論，有很復雜的產業背景和社會背景。 

　　中國政法大學法律碩士學院院長、互聯網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許身健介紹說，近年來，短視頻行業蓬勃發展，短視頻儼然已經變成了一種社交新方式，給我國的經濟注入了新的活力。但是，任何的新興行業快速的發展，都會暴露出一些問題。比如，短視頻行業的版權治理問題，本質上就是競爭與創新、傳統與保守之間的碰撞所產生的新興法律問題。 

　　其中，短視頻版權爭議較多，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對“二次創作類”短視頻是否構成侵權、以及如何認定上存在諸多不明確之處。 

　　“短視頻是與長視頻相對應的一個概念，不是法律概念，是產業的名詞，是隨著技術發展、消費形態、文化業態發展而產生的新業態。”中國政法大學知識產權法博士后郝明英表示。 

　　她介紹說，短視頻分為原創短視頻與“二創”短視頻。在司法實踐中，初步可以達成一個共識，原創短視頻如果具有獨創性，可以構成視聽作品，不具有獨創性，可以構成錄像制品；“二創”短視頻如果具有獨創性，可以構成演繹作品，在這個過程中，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關于合理使用的判斷。 

　　郝明英表示，從法律上來講，短視頻侵權認定的重點與難點問題在于兩個，一個是如何認定短視頻的合理使用，第二個是關于短視頻侵權責任認定的問題。 

　　在“合理使用”問題上，郝明英認為，關于短視頻侵權與合理使用的邊界，短視頻合理使用抗辯，是不是滿足適當引用，著作權法中是三步檢測法，還是要“分類討論+個案認定”。 

　　中國政法大學法律碩士學院副教授、知識產權創新與競爭研究中心主任陶乾也提到，在短視頻版權爭議問題上，侵權性質的判定具有很強的個案性，因為很多被訴行為游離在用戶合理使用與侵權之間。用戶很多行為在短視頻平臺上邊界模糊，所以不能一概而論。 

　　“尤其是二創短視頻，有一些相對化類型化的短視頻類型，不同類型的短視頻在合理使用的判斷中，考慮因素其實是不同的，關鍵是這樣的短視頻與原來的作品，以及與之前的短視頻之間，是否會構成市場替代的效應，這是一個核心的判斷。”郝明英表示。 

　　不應對平臺設置過高的“過濾”責任 

　　基于短視頻的版權侵權問題復雜，涉及主體多元現象，有相當一部分目光集中到了平臺責任以及平臺如何“自治”問題上。目前有觀點認為，應當加強短視頻平臺的事前審查義務，要求短視頻平臺進行全面的篩查與主動過濾。 

　　對此，許身健表示出一些擔憂。在他看來，“增加事前審查義務，是否能夠解決版權爭議”的問題，有待討論。而從事前審查本身來看，這樣的舉動卻無疑會給企業帶來運營成本的增加，也會間接阻礙信息流通的效率。 

　　西南政法大學民商法學院副教授曹偉則談到，視頻平臺如果履行事前審查義務，成本極高。如果一味增加視頻平臺的事前審查義務，就導致以后市場準入門檻極高，中小平臺幾乎不可能再進入這個行業，長此以往，這恐怕不是準入門檻高的問題，是整個行業都要“死掉”的問題。 

　　此外，曹偉表示，涉及到大量的合理使用的保護問題，一味擴大使用過濾措施，很大程度上可能導致構成合理使用的視頻被錯誤刪除等“誤傷”。 

　　“從過濾的角度來講，如果采用過濾，或者‘通知—刪除’方法，就會產生誤傷，會影響內容創作者的創作動力。這種過濾與‘通知—刪除’之間的矛盾，就會導致現在在司法上的困境。”中國政法大學法律碩士學院講師、互聯網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員張憲表示。 

　　中國傳媒大學法律系主任、文化法治研究中心主任鄭寧也認為，“誤傷”也可能導致用戶的觀點表達等權益造成侵害。比如說電視劇《掃黑風暴》的相關爭議，誤傷到《掃黑風暴》官方抖音號，這會導致后續更多的申訴，增加更多人工的二次審核。 

　　此外，鄭寧還談到，當下的檢測、過濾技術還不是很成熟，成本非常高，誤傷率也很高。如果要彌補誤傷，就要加強人力審核，這對于一些中小企業來說成本太高。鄭寧認為，如果政府相關部門鼓勵和提倡企業使用過濾技術，對于過濾技術本身的效能要進行合理評估，不要過高估計平臺的過濾技術的水平。 

　　“而且，我們目前看到的維護版權的技術措施有很多種，比如說用哈希值、視頻指紋等，每一個版權人的技術和能力水平、用到的技術措施不一樣，即使措施相同，規格也不一樣，視頻平臺很難進行審查。”曹偉表示。 

　　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互聯網法治研究中心執行主任劉曉春關注到的問題是，對于過濾措施，現有法條與司法解釋當中，并沒有明確要求平臺履行承擔這樣的過濾義務，司法實踐上也沒有形成共識。 

　　她認為，如果給平臺增加審查過濾義務，可能會擴大原告的權利范圍，損害大眾獲取信息的自由，也會在一定程度上損害被告的正常商業利益，增大平臺運營成本，不利于整個行業的發展。 

　　期待建立多方聯合授權機制 

　　會上，多位專家還就“避風港規則”如何更好適用的問題進行了研討。這是國際上通用的互聯網版權糾紛的處理原則，即目前在互聯網侵權糾紛領域常用的“通知—刪除”規則。在中國，這項規則已經適用多年?！吨腥A人民共和國民法典》對“避風港原則”作出了完整、系統的規定。 

　　陶乾認為，當下平臺對于“避風港規則”的適用，應該要求平臺是本著誠實信用原則，最大化地發揮規則的善意。 

　　在平臺通知、采取必要措施的適用上，陶乾認為，要考慮“平臺通知+采取必要措施”規則，程序便捷、措施適當，以接到投訴后處理為主、事先采取主動預防措施為輔，機器審核為主、人工審核為輔。對算法推薦、流量主播、打榜內容應該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曹偉則談到“紅旗原則”（民法典第1197條有相應規定，即網絡服務提供者知道或者應當知道網絡用戶利用其網絡服務侵害他人民事權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與該網絡用戶承擔連帶責任）與“避風港原則”的關系問題。他認為，“紅旗原則”是適用“避風港原則”的前提條件，不是兜底條款。不應當隨意擴大對于“紅旗原則”的解釋。比如，一味提高視頻平臺的審核標準，要求視頻平臺應該對所有的視頻逐一過濾，要求視頻網站承擔“超人式”注意義務是不可取的，視頻平臺不是包打天下的“超人”。 

　　鄭寧也就“紅旗規則”相關問題給出了自己的建議。她認為，在判斷平臺合理的注意義務上，國家版權局等相關部門可以通過及時公布黑白名單、預警名單的方式，幫助平臺更好地發現一些明顯違法的行為。版權局在具體的執法過程中，也可以出臺一些具體指南，一方面要打擊侵權盜版行為，另一方面也要保護合理的二次創作或者合理使用的行為。 

　　在現行法律框架下，多位專家學者也就更好保護短視頻版權提出了自己的建議。 

　　張憲認為，應該建立一種短視頻版權保護“協同共治”的新機制，在多方主體利益平衡的驅動下，尋求短視頻平臺、權利人、社會公眾等多個主體參與，充分反映各方利益訴求。 

　　在張憲看來，具體而言，首先就是著作權集體管理制度的引入，讓平臺和權利人能夠真正坐下來進行談判，互相反映自己的利益訴求，對此，政府相關部門還是應該起到引導和鼓勵的作用，包括相關的政策性的引導、扶持和鼓勵等等，這在集體管理制度建立上會起到一個根本性的作用。 

　　“行業協會和相關的組織，也應該積極推動集體管理制度的建立，在政府引導下，行業協會可以做具體的推動工作。平臺或者是從權利人，也要積極反映訴求，明確自身權利和義務，積極參與協同共治。”張憲說。 

　　鄭寧也認為，國家版權局等相關部門可以進一步推動長、短視頻間的集體談判，比如怎么建立一個高效便捷的授權渠道，讓短視頻使用者、創作者能夠比較快速取得授權，價格費率如何制定，既符合行業的特定，也能起到促進創新的目的。 

來源： 中國青年網